件工制度的时代变迁：从物质产权到智慧产权
——《中国的产权制度》（四）
作者：周双文
件工制度的时代变迁，内容大于形式！
中国经改30年，是一个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从计划到市场最大的特点是生产由市场来安排，市场交换来带的互利推动了工业发展，从而让产品呈爆炸式的增长。以件工合约作为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以产出数量作为准则的竞争制度，从而大大推动了产品的规模化增长。在“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如虎添翼，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件工制的效应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是产品必须是规模化、可专业化生产，其二是产品本身是可数量化的，可量度的，也就是所谓的件数。这两个条件在过去30年的制造业都具备了，所以件工制度就被采用了。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停滞不前，究竟是件工合约的局限性所在，还是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呢？我认为要解释件工制度与中国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要从件工制度本身上来看，而是要从件工制度的内容去看，即内容大于形式。
件工合约本身没有问题，它是一种产权制度，一种合约安排，是为了约束竞争，也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让产出最大化。从合约本身上来看，我们不能去认定哪种合约一定是好合约，任何制度的出现都是因交易费用而起，都是为利益的最大化而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一项制度的时候，不能简单从制度本身来看好坏，从制度本身我们是无法判断好与坏。只有将内容放进制度中，我们方知晓这种制度带来的利弊，或交易费用的高低。即从结果中反推制度的利与弊。这就是内容大于形式。
产权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是形式，但是到底玩的是什么游戏呢？那是内容，内容大于形式就是说产权制度在不同的内容下会产生不同的效益，不同的交易费用。生产一件首饰还是一件衣服这是内容，皆可按件计价。但是首饰的量度费用与衣服的量度费用是不一样的，一件高价首饰，不仅要有精确的仪器量度它的重量，还要对它的光泽，亮度、纯度做精心的测定，这些都是有成本的，一个懂得辨别珠宝的员工，其薪酬也不是个小数目。也就是同样的制度，放进内容的不同，交易费用会有很大差异。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说件工合约的不合时宜，而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件工制的内容改变了，交易费用必将改变（或生产效率）。从过去以产出数量为竞争准则，到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竞争准则（产出数量）已经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就如同过去军队打仗是凭武力、凭人多势众，但是现在则看军事科技实力，凭技术含量和信息化取胜了。也就是内容不适应形式，件工合约失效。这失效不是无用，而是交易费用变高，又或是成本太高。竞争准则改变，游戏规则必将改变。
为什么件工制度的内容会发生改变？中国制造知识的二次升级!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30年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主要以三来一补的制造业为主，让中国的产品销往全球。东莞那些被称为世界制造中心不是虚夸的，电子工业举世闻名，温州的打火机占世界市场的70%以上、眼镜行业，义乌的小商品等皆称为世界级的，这些都是称霸世界级的“中国造”。
“中国造”的标志是产品的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标志是产品必须标准化，也就是能专业生产，这在斯密的制针案例已说得很清楚了。我在这里加一条，那就是凡事进入工业化的产品，必定进入数量化管理，没有数量化就不可能有标准化的产品，也就无法专业生产。因为数量化是为了解决产品本身的量度问题，一件还是两件不能清晰界定，我们就无法知道产品的权利范围，工业化是搞不起来的。所以件工制度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件工制是为了协助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而起的，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生的。它通过对产品数量的厘定，以产品本身的数量为计价单位，从而降低了监管费用（相对于时间合约）。从监管员工到监管产品，后者的费用当然要低。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
如果中国制造能够持续这样下去，件工制度是工业生产中最好的制度。但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有一个阶段的，中国的制造业不会永远处于饥渴状态，当外在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你可以说金融危机，也可以说市场的饱和状，应或是产业的升级。比如80年代买彩电是需要批文的，是需要“拉关系”才可以买到，但是现在呢？彩电卖不掉了，天天叫卖也无人问津，正是因为这种市场环境改变了，从而导致过去以数量化为竞争准则的件工制出现了问题，这问题不是出在件工制度本身，不是游戏规则，而是游戏内容。
中国过去改革的30年，广东一带农民工的工资，从最初每月400，500元人民币，到现在也就是1000元左右。但根据物价指数的上涨和通胀，总体来说，中国的农民群体的薪资是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尽管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但是我们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还是处于廉价劳动力状态，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制造初级阶段。以至于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种廉价使得很多农民工打道回府种田去也。08年年底，返乡民工数量接近一亿（注五）。
很多专家学者都高呼中国产业需要升级，中国要进入高科技时代，一定要记住，中国的产业升级，或者中国要搞高科技，没有这些数亿农民工群体的升级，那是搞不出来的。这点张五常教授早就说过了（高科技是靠扎实的工业基础上打上去的）。而农民工升级核心是农民工知识的升级，也就是只有我们这些数亿的农民工知识升级了，中国的产业才会升级。中国农民工第一轮的知识是通过传、帮、带形成的。这是中国工业在过去30年“中国制造”知识支撑。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把人当机器的制造体系”与“把人当资本的创造体系”之间的矛盾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二论发展阶段，那就是从过去数量化增长到现在的质量化的品质时代，从过去代工贴牌生产到现在的自主创新，自创品牌的时代，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从一个阶层不断往上升的。所以件工合约下的数量化生产，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那就是从数量化的制造时代，即将进入质量化的创造时代。中国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的天下了，而是知识工业时代，是智慧创造时代。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当前最主要的矛盾，那就是“把人当机器的制造体系”,与“把人当资本的创造体系”之间的矛盾（注六）
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制造工人的知识升级，实现第二轮的知识增长。第一轮靠传帮带，那么第二轮靠什么呢？显然不再是原始的传帮带了，而是靠管理，靠企业来推动。为什么靠企业呢？
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本身就是主人，员工的技能升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也关乎企业的存亡，所以企业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第二，过去是向资源要效益，员工只是简单的操作工，或者更多的是把员工当劳力使用。过去30年我们无数的制造工厂无不是这样的，把员工当成一个搬运工，尤其是大部分的普通工人，无数的手袋厂、无数的玩具厂，都是用人力堆砌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太廉价的原因，因为太多，技能知识太初级，所以就不值钱。这就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产业的升级，因为人的知识没有升级。
世界只有三种产权，人的智慧也是一种产权
第一轮的工业知识是靠工人自己发展起来的，第二轮则需要企业来加以推动，否则一大批制造业必将死亡。那么企业如何去推动呢？答案就是从过去向资源要效益，到现在向人要效益！从过去向员工苦力要效益，到现在向员工智慧要效益，而这一切都要基于一点，那就是要从尊重员工的智慧开始，因为人的智慧也是一种产权。产权没有得到界定和保护，人的价值（创造力）就会消失！
世界有三种产权，物质产权（我的东西），爱的产权（我的爱），智慧产权（我的想法）（注七）。中国过去30年是物质产权的变革，是过去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产权，这主要体现在看得见的物质产权。这是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从而造就了中国物质繁荣的30年。但是中国的后30年的经济发展，必然进入第二阶段，那就是智慧的产权，也就是用人的智慧来取代资源的创造力，用智慧来提高人的价值和产出。用产权理论来解释，智慧也是一个人的产权，但是产权不能得到界定和保护，租值就会消散，人的价值就提不上来。所以关键是如何来界定人的智慧产权呢？
房子、土地、家具、甚至你身上的衣服都可以很清晰的界定它的权利归属。但是有一样东西很难去界定，或者说界定的费用非常高，但却又是一重要的资产，那就是人的智慧！人是会走动的资产，人的智慧是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都可以界定，但看得见，摸不着的资产界定就很困难，或者说交易费用很高。
人的智慧或者说知识，他本身就是人身上的一部分，它的归属性不言而明，但是知识具有公用品的效果，也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另一个人可以听而盗之，据为己有。所以最后是用专利法来对知识的保护，从而来界定知识产权的。但是这是针对那些有重大发明的，可以转化为产品的知识而言的，如果每一个人有价值的观点，建议、想法都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来保护，那么交易费用就高不可攀了。那我们如何来界定和保护一个员工智慧的产权呢?从而将其智慧转化为创造力和价值？让我们来看一家伟大的公司吧！学而不耻下问，不懂就要向别人学习，通过学习才能走好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路！
（注五）：朱锡庆《民工返乡的原因和性质》一文，按官方统计，湖南全省有1200万民工，其中约75%（900万）跨省去了外地打工，这75%中的70%去了广东。按我本人所搜集的信息来推算，到年底，湖南一省返乡民工约500万。以湖南一省返乡民工的数量来推算全国的规模，返乡民工数量接近一亿。全国一亿返乡民工，这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也不会太离谱。
（注六）：中国经济目前最主要的矛盾，乃是“把人当机器的制造体系”,与“把人当资本的创造体系”。姜汝祥《 过冬持久战：向毛主席学过冬》中指出。
（注七）：姜汝祥《三种产权：明确就是力量》中提出，1、物质产权（我的东西）：私有制，交换利益，创造了公司。2，爱的产权（我的爱）：婚姻，交换忠诚，创造了社会。3、智慧产权（我的想法）：分清你我，交换成就感，创造了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