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干制”到“件工制”，中国产权制度的演进！

   《中国的产权制度》（三）

                     作者：周双文

     包干制的成功是从中央到地方，是城市包围农村的成功。这项制度针对的是土地，受益者是农民，覆盖的是广大农村地域。包干制解决的是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中国要发展，仅靠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土地的固定性和有限性，使得在农业的专业生产不能像工业那样可以成百上千倍的产出。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却很稀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就是一亩地左右。再加上中国的地域多山区，广袤不平，很难以实现规模化的机械操作。

 

 从农业走向工业，从从“包干制”走向“件工制”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可以养活一些人，但是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中国是不可能成为强国的。多年前，张培刚老人就说了，中国要强大起来，一定要将中国的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去。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在过去的30年的改革开放中，转移了大约70%的农民到工商业中去，而这种转移是来得那么顺利，那么鬼斧神工。正是这种转移，带来了中国的奇迹，将中国从过去民不聊生到今天的雄视天下，神州大地从遍地荒芜到高楼耸立，华夏子民从没有今天这么好过。是改革的结果，但不是改革的原因。支撑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即可；从论资排辈的权利制度，瞬间转移到私有产权下的多劳多得，传统不容许，当局者也担忧，既得利益者更是阻碍重重。

 

  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是中国改革的重心，背后是一项重大制度的演进，但是这一个很重大制度演进被许多学者们忽视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演进呢？我认为那就是；从包干制演变到件工制度，从包干到户的承包责任制演变到按件计酬的件工合约，将农业的包干经验带进了工业中去了，从而演变了看似简单但却很伟大的产权制度革命。问题是这种制度是如何演进的？为何又是件工制度？又为何中国制造业的成功需要件工合约来完成？这是这篇文章要解释的重心。

 

   82年包干制在全国推广，此时中国的改革大门已开，以深圳为中心的对外加工制造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香港、外资企业。这些加工企业迁移到内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从而将生产环节搬到中国来，并由此形成珠三角等加工基地。于是一大批劳力密集的加工企业搬迁到深圳，有电子厂，服装厂，塑料厂，玩具厂。如此快速扩张，急需要大量的制造工人，于是一大批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进了这些地区。

 

     这里有个问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从一片空白的民营工业，可以再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现代化的加工制造体系呢？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看天吃饭、附地而生的农民群体变成了制造工人？这是很伟大的。那么这个过程的转变需要解决那些问题？

   

中国农转工必须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制造知识和制造工人

 

 当时中国的民营工业是一片空白，大门打开后，外资是引进来了，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发展必须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如何将这些农民兄弟的“刀耕火种”的知识转变为制度流程下的制造知识，这在当时是很难困难的，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在这之前是空白的，都是直接从田地卷起裤脚南下而来，没有丝毫的制造概念，更何况技术和经验了。

其次是如何解决让这些工人能够留下来，并能够长期为改革开放效力呢？因为中国的工业要想成为全球制造，必须要有源源不断而且充足而又廉价的制造工人，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持续下来。这是当时面临的两大很重要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工业是搞不起来的。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通过知识的与经营活动的传、帮、带来完成的，也就是师徒式的模式。用朱锡庆的话来概括就是，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又造成了活动的扩展,活动的扩展又进一步造成了知识的扩散。（注四）。具体是怎么完成的呢？比如一家外企在深圳建了一玩具厂，于是招收了500农民工，起初这些刚进厂的农民兄弟当然不知这庞然大物的机器，于是需要工厂派技术人员培训。熟练后，在深圳这样急剧扩张的工业地带，这500熟练工又有100人离开工厂去其他企业（又或是高薪挖走熟练工），或自己跟人合伙开办工厂并将自己的制造知识带过去。那么新厂的熟练工从哪里来呢？当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又从乡下将其亲戚朋友带入自己工厂，并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传递给他们，于是这样形成传、帮、带的知识传递。而亲戚中又有亲戚，朋友中又有朋友，于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帮朋友，整个工业的知识和技能就是这样带起来的。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中传、帮、带的模式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的，中国主要以家为核心，以亲戚朋友为圈子的人际关系网，所以这大大的加快了整个知识的传播速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完成了整个制造知识结构的原因。传帮带的背后是中国家文化、圈子文化下协助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工业制造的知识来源于企业，而不是大学等教育机构。

 

 

  第二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农民兄弟死守工业基地，并持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又是怎样的制度让这些群体可以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如果说可以多赚钱那是套套逻辑。天上不会掉饼，赚钱的背后一定是某种制度可以使得财富得到共享，否则就不可能持续这么久，凡是可以持续的，一定是制度化（合约化）的结果。

 

    企业招聘员工，跟员工是一种合约关系，也就是购买员工的生产要素，通过组合生产要素来服务于生产。但问题是员工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主人，他既是生产要素，又是可以决定生产要素，他不像其他房子、机器、工具等，员工是集生产要素于一身的会走动的资产。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土地的包干可以很清晰的划定权利，也可以很清楚的界定利益。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大家有一个公认的指数。而人可不一样，人是活的，土地是死的，土地可以随意安排，但是人不可以挥之即去，人可以偷懒，因为是他自己在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所以企业将人作为生产要素进行安排时，是有很大的交易费用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监管员工偷懒的费用，也就监管不劳而获的费用；第二是量度费用，也就是一块土地的产出容易测量，但是一个人的产出呢？是不容易测量得准确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且每个人都可以自圆其说。当量度不清，或者我们不能用一个被量度做价的特质来准确量度人的产出，那么对人的监管费用会变得很高。正是因为人的特殊性（可走动性），从而使得交易费用变得很高。

 

那么最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就是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合约方式，这种合约不仅仅大大降低了这种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激励了员工的高产出。这就是件工合约，简称件工制。如果把一家企业比作一个国家，国家将土地包干给农户，企业则将产品包干给员工，农户从土地的产出获得收益，而员工从产品中获得报酬。最重要的是，土地的量度产出是以每亩计价，而产品的量度是以件计价，也就是以每件产品提成给员工。比如生产一双鞋，企业就给员工提成两元，一天能生产多少按件计价即可。

件工制度解决的是员工产出的量度问题，它是通过产品的件数直接被量度做价的特质。从而不仅降低了监管费用，也让员工当家作主，自负盈亏。因为道理很简单，是监管产品的难度大，还是监管人的难度大呢？当然是后者。件工制度最重要的是在量度员工产出时，把眼睛盯住产品数量即可，而不去管员工是否努力工作，是否偷懒。件工制是用监管产品来取代监管员工，以件为单位来进行利益的分配。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可以大大降低监管费用，也就是一个人不是一块土地，员工有偷懒性，有自私性的不劳而获的心态，所以监督员工努力工作是需要成本的，件工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监管员工的费用。降低了交易费用也就是提高了租值。第二个好处是解决了员工的动力问题。包干制的动力来自多劳多得。是一种“以产出论英雄”的分配制度，而件工制呢？同样是以产出作为分配原则的制度，以产出的产品件数作为衡量准则，它们在逻辑上是一致性的。不同的是包干制是外包给农户，而企业则是内包给员工，是企业内部的再包干。

 

 这两者制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具体的合约方式上存在差异，比如件工合约有少量的底薪，有对产品质量、作业时间的标准等，导致这种差异性在于，人作为生产要素最大的困难是它是可以走动的资产，是不受控制的，不仅需要监管，还需要激励。这就有了管理。所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件工制可以视为一种高效的管理方式。

 

件工制本质上是从包干制引用过来的，员工与企业家是一种合约关系，而这种合约不是一致性的买断合约，而是带有结构性的使用条款，在使用的过程因为人的特殊性（可走动），于是就需要监管。企业需要对员工（生产要素）进行监管，监管是需要费用的，所以件工合约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起的。只是包干制是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的分配制度，而件工制则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分配制度。

 

 

         件工制度力不从心，中国后工业时代何去何从？

 

  件工合约的产生，让中国的民营企业获得了飞速增长，件工制也是从农村中来，到城市中去，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创举。直到今天，件工合约对我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大到股份制改革，小到商品买卖的提成制度，这些都是在件工合约理论下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到广东、江浙一带走一走，那庞大的产业集群，汇集了中国上亿的产业工人，正是因为他们日以继夜的不辞辛劳，才有今天中国举世的成果。这背后就是件工制的功劳了，因为它用一种制度来界定了人的利益，个人利益一旦有了清晰的界定，人的动力就会增加很多倍。包干制，件工制皆是。

 

        然而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制造业大伤元气，仅温州就垮掉了6万家企业，全国数千万的工人打道回府，重返田园。那么中国制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件工制不可以持续支撑中国产业升级？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低端的制造加工阶段？又为什么我们的制造工人又是那么廉价？我们很多学者在呼吁，中国企业要进行创新，走高科技之路。但他们忽略的一点是，高科技是需要雄厚的工业支撑的，更是通过这些坚实的工业打上去的。而工业升级最大的问题是已不再是技术、设备和厂房的问题了，而是人的问题。中国的高楼大厦可以在三五年现代化，技术机器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进，但是我们人却不可以。

 

中国工业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数亿的农民群体如何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工人？而人最大的问题是知识的升级，我们无数的专家学者忽视了的一点，那就是人的知识（智慧）也是一种产权，人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界定和保护，那么人的价值就会消散，中国的经济将江河日下。

 

 

（注四）：朱锡庆发表《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一文内提到“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又造成了活动的扩展,活动的扩展又进一步造成了知识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