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权制度， 从褚时健说起！

《中国的产权制度》（一）

                          作者  周双文

前言

    中国的经济目前面临很大困难（08年金融危机后），这困难不在它处，而在中国的民营企业身上，也就是那些曾经造富华夏子民，靠接单而发展起来的加工制造业。这些企业曾经带动了五亿农民走向了工商业，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制造中心。而今天的“中国制造”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困境可不是外在的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冲击而致，而是这些加工制造企业的产权制度出了问题，它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升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出路的。为什么是产权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其它？这是这篇文章解释的重点。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产权理论的始作俑者是张五常，那么在中国企业里面将其理论实践最为成功的就是褚时健了。无论业界如何对他褒贬，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做对了，那就是将产权理论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正如中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运用到农村中去一样，他同样将“包干制”运用到企业中去，并由此拉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奇迹。这篇文章要解释就是，他究竟做对了什么？中国企业又如何实现下一轮的增长突破？这也是《中国的产权制度》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同样发生在一位企业家身上！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到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也就是红塔集团的前身，直到1997年。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他将一家临近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的名牌企业，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不要以为我有点吹捧之嫌，这些数据是有依据可查的。

 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不看好国字号的企业，市场经济也证实了国有企业发展的局限性，但是为什么红塔山却成功了呢？而且它的成功远远超过众多的民营企业。那么它究竟做对了什么？是因为烟草行业具备垄断色彩吗？不对，全国的卷烟厂少说也有100多家，而只有红塔山做到了。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红塔山的成功，褚时健当年做了一样很重要的改革，也就是在1981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到农户时，1982年，褚时健在企业中实行了“包干制”，在烟厂中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即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的分配法，这打破了以往车间之间、个人之间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将个人的产出数量、质量与个人收益直接对接起来，也就是现在的“件工制”。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这种创举却是史无前例的，是开开创历史性的。最终使产品的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也正是这一举措，使得红塔山在短短的几年中快速成长为行业领头。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同样的奇迹再次发生，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然而这位企业家坐不住，年迈时毅然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这时，他年龄已75岁了，带着妻子进驻荒山，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昆明，街上的橙子10块钱4公斤，而他种的冰糖脐橙1公斤8块钱都买不到，而且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见不到踪影。

他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爱好爬山的王石来到了云南，据说还特意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他，他没有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而是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老农。言谈之间，王石很好奇，如此大的果园，如何去管理这些素质并不高的农民呢？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褚时健的回答很简单，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即以前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的“包干制”。果园实行家庭“分片”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农户的主观能动性，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具体表现在，将果园划成片，以3000-5000株为标准，分包给农户，平常每月给农户发500元的基本生活费，等果子成熟后，按果子质量，以每吨不同价格向农户收取，收多收少，切身关系到农户的收入，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有的农户基本上天天都在自己片区的果园“打滚”，为了便于管理，增加收成，有的农户举家在山上，果园修筑了临时房子，吃住都在了山上。（注一）

　　 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两千多元，一个农工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王石感慨地说：“我非常受启发。

利益不能清晰界定，人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企业是一家组织，组织是由人构成的，人为什么要成立组织呢？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比起个人单打独斗的产出更高。所以企业是因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才出现的。而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中人的利益最大化，人可以因利益最大化组建企业，人同样可以因自我的利益最大化离弃企业。

地上有百元大钞，四周无人，人人都会去捡的。至于捡起来交公还是自塞腰包，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员工之所以有动力，是因为它能看到潜在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人的行为。有了利益作为引导，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利益改变，人的行为就会跟着改变。这个逻辑全世界都是通用的，是人就有对利益的追求，否则人类社会不会有今天的繁荣。这个利益可以是钱、也可以是名、利，甚至是内心的舒坦。

  一个“活雷锋”，他舍己为人，不求名、不求利，但是他求满足感，帮助别人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一种愉悦感！这不是追求功利禄，而是追求“助人为乐”的利益了。也就是人的行为是受利益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界定这些利益，不去迎合人的利益来设置制度，那么结果就会导致人的动力丧失，斗志全无。利益有很多种，但是人的利益一定要清晰界定和划分，要受到尊重和保护。

褚时健的本领不伟大，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人的利益划分清楚了，用制度来界定每一个人的利益，即用“包干制”将员工利益的权力清晰界定，在什么情况下利益依归于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分得多少？也就是把利益归属问题解决了。经济学是建立在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会本能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褚时健唯一做的就是将员工的预期利益画了一条线，左边的是国家（国企）的，右边的是你自己的，只要把国家的上交后，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就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红塔山成功，种橘子也成功了，就是这么简单。红塔山的成功，“包干制”不是全部，但是“包干制”对红塔山的成功一定是功不可没的，不是绝对的，但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为什么把利益问题的界定可以让企业获得如此飞速的发展呢？为什么“包干制”不仅拯救一家频临倒闭的小厂，还将其做到了亚洲第一？为什么“包干制”实行后，不仅中国的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出产，中国的企业也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工厂的“件工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飞速了30年。这一切都因为一项制度的改变，那就是“包干制”，何为“包干制”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包干制”的前因后果吧！

（注一）：生活新报记者09年采访时，褚时健的自述

作者简介

 周双文，籍贯：湖南，曾服务于深圳信隆实业(股票代码: 002105 )企划部，主要负责企业转型时期的业务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分析、及企业5—8年的战略规划和实施工作。

目前服务于北京锡恩公司中国顶级企业战略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制度经济学，通过运用产权，合约理论来构筑企业组织竞争力，服务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研究著作《中国的产权制度》《解密丰田模式》《丰田文化与交易费用》《与张五常、蒙代尔的近距离接触》email:zsw0814@yahoo.com.cn